每当冬天的寒风透过家中的窗户发出低沉的呜咽声时，佐藤一木就不由得感到身体的颤抖。如今已是八十八岁的他，因严重的关节炎而无法轻松地端起一杯热茶。然而，他心里明白，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刺骨的寒冷，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与沉重的负罪感。在他的卧室里，没有任何医学的东西。作为一个曾经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，战后超过五十年，他再未碰过手术刀，甚至连走进医院、闻到那股麻醉药气味时，都会感到生理上的反应。家人认为他是在战争中经历了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但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他的灵魂在1943年那个地下室的事件中，随着一刀的落下，早已跌入了深渊。
那一年，佐藤刚刚二十四岁，刚从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院毕业，就被迫征召入伍，成为了一名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军医。初到中国，他心中怀揣着治病救人的理想，以为即使在战场上，医生的职责依旧是救人。然而，现实很快将他的理想撕得粉碎。在一个高墙和铁丝网包围的秘密基地里，他看到的不是对生命的尊重，而是将人类异化为“原木”的疯狂景象。
1943年初冬的一个深夜，北风呼啸着，将黄沙卷起，拍打在军营的铁皮屋顶发出沙沙声。佐藤刚刚处理完两名伤兵的伤口，正准备靠在椅子上稍作休息，地下室的铁门猛然被踹开。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押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走了进来，正是一个八路军的俘虏。
佐藤站起身，借着微弱的灯光打量着这名年轻的俘虏。他年约二十出头，身穿破旧的灰色军装，布料因为枪伤而破烂，血污斑斑。他的左腿受了枪伤，骨骼明显断裂，身体只能依靠士兵的拖拽勉强站立。但更令他不安的是那双眼睛。以往被押送到这里的俘虏，眼中常常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或绝望。可这个年轻人的眼神却异常明亮，尽管身陷险境，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份看透生死的宁静。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，佐藤竟不由自主地转开视线，仿佛自己才是被审判者。
“长官命令，立即准备手术室。”领头的军曹冷冷地说道，同时将俘虏推倒在地。佐藤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去准备麻醉剂和手术器械，他原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战俘伤口处理，因为军方有时会要求医生确保俘虏的生命体征。然而，当他拿起装有麻醉剂的瓶子时，基地的最高指挥官木村少佐走了进来。木村的表现让人不寒而栗，他的眼神阴冷，像秃鹫一样。
“佐藤军医，放下麻醉剂。”木村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回响，带有绝对的冷酷。佐藤愣住了，手停在半空中：“少佐阁下，如果不使用麻醉，病人会因剧痛引发休克，根本无法进行取弹手术……”木村却冷冷地问：“谁告诉你我们要为他取子弹？”
木村走到手术台前，用手指轻敲金属台面，仿佛一位在实验室观察小白鼠的冷血生物学家。“我们需要最新的活体失血和内脏器官在极度疼痛中的反应数据。今晚，你要对他进行活体解剖。”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地击打在佐藤的心头。活体解剖？不麻醉？这完全是残暴至极的屠杀。佐藤的胃里翻涌，他试图反驳，但木村吼道：“在这里，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！你想违抗军令吗？”佐藤无言以对，低下头，双腿如灌了铅般沉重，缓步走向手术台。
那名八路军战士被四名壮汉抬上了手术台，他的四肢被绑在金属床柱上。高瓦数的手术灯猛然亮起，刺眼的光线瞬间吞没了四周的黑暗，将手术台的每个细节都照得清晰可见。年轻的战士似乎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，他没有挣扎，因为伤痛已令他无力反抗。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胸膛微微起伏。佐藤戴上口罩和橡胶手套，手握锋利的手术刀，刀光在灯下闪烁着令人战栗的寒光。
“开始吧，从腹部切开，我要观察肠道和肝脏在无麻醉状态下的血管反应。”木村不耐烦地催促道。佐藤的手剧烈颤抖，他看着年轻人苍白而坚毅的脸庞，喉咙里仿佛被塞进了一团沙子，喘不过气来。“下刀！”木村催促。佐藤闭上眼，咬紧牙关，再次睁开时，手术刀对准了那个年轻战士的腹部。凉 blade 刀尖划破皮肤的瞬间，鲜血立刻涌出。
